本用不到。

　　因为用不到，所以也没有去换成东北币。

　　上次出去回来后，李想国还整理过，家里有差不多近千万的东北币。

　　还有三百多万软妹币，这要是换算一下，妥妥的又是接近四千万的东北币。

　　在这个年代的农村，绝对算得上家底殷实。

　　就这，还没算家里的房子还有三头牛。

　　原主和他奶奶当时还真想着，母牛生母牛，三年五头牛。

　　所以年初，看着价钱合适，外加着本身也得伺候小组的耕牛。

　　就买了两头母牛加上一头公牛，都是刚成年的。

　　这样，有公牛能干活，母牛能下崽。

　　过几年就能有一大群的牛。

　　而且这两头小母牛也争气，都配种成功了。

　　生产期倒是不怎么好，估摸着正好赶在过年前后。

　　不过总归伺候好了，也没太大问题，那样明年就有五头牛了。

　　那样不管是继续养着，还是养大了卖掉，都是好事。

　　发展生产，实际上也是这时期有了土地和家畜后，广大农民都有的普遍想法。

　　谁还不想自家的生活能更好些呢？

　　可李想国有着后世的记忆。

　　哪怕没亲身经历，却也多少知道后面的历史。

　　好日子没几年，就该成立公社了，这些家畜以及田地都要转为公有资产。

　　在这过程里必然涉及大量的资产，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的行为也就完全不奇怪了。

　　所以那个时期，很多人都是偷着把耕牛杀掉卖肉，避免被低价公有化。

　　就像小岗村，加入高级社之前，有耕地一千一百亩，耕牛二十六头。

　　仅一九五六年冬天，小岗村就死掉了十七头耕牛。

　　到一九六二年，小岗村的耕地仅剩下一百亩，耕牛仅有一头半。

　　躺平，人家也是认真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现在的一切社会行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重复的痕迹。

　　你觉得时髦、创新的，很可能都是大家祖上早就玩腻的东西。

　　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会有人更着急。

　　这样的状况对农业生产不利，所以后来出台一些相关文件。

　　严禁公有化过程中，压低价格购买农民的生产物资，更严禁收缴农民存款。

　　这才得以遏止杀牛之风。

　　后边的三年灾害期间，东北也有旱灾。

　　但是没中原地区严重，少数地区才有绝收的情况。

　　所以尽管生活不可避免地苦了一些，不过却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至于再后面的文革，东北的农村也没那么严苛。

　　本身地广人稀，监管自然宽松。

　　大多数农村也不过应付性地随便开个批斗会，喊喊口号。

　　完事儿了，群众跟被批斗者坐一起读读语录，有说有笑吃顿大锅饭然后散伙才是常态。

　　远不是城里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情况。

　　毕竟每个村里就那么一两家地主、富农。

　　甚至有的村连富农都没，真把这地主给批斗死了，还选谁来批斗？

　　那不是拖了公社的后腿？

　　更何况，就后世的眼光来看。

　　东北本身没有多少那种大肆兼并土地的地主。

　　当然，这些人里面不乏作恶多端者，但是也有不少大地主是当年抗日的主力或者资金来源。

　　之后存留下来的，也大多都是小地主。

　　大半其实也是勤恳劳动，努力开荒的普通人。

　　最多也就是多了几亩地，农忙会雇几个人一起干活。

　　就算吃喝，也是跟着雇来的人一起吃。

　　日常他们的饮食，可能还没普通的农民好。

　　真的剥削、苛待雇农的，那只怕雇人都没人去干。

　　实际上这时期，只要肯下功夫，村外大片野兽出没的荒地，随你开垦多少。

　　自己不去开荒，盯着人家那仨瓜俩枣。

　　这也充分体现了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

　　这样的地主再坏，还能坏过那些下乡的知青？

　　每个时代，都要有人成为代价。

　　当然，知青同样也是特殊时代的受害者。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大半正常的人，也不会再留恋怀念那些苦难。

　　或许每个时代，都要有人成为代价。

　　只不过身处局中，只有聪明或者运气好的少数人才能跳出迷局，躲过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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