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存义序》是典型的文以载道。柳宗元以赠序文的形式发表了自己对“官”“民”关系的看法。华夏自古有天下为公的思想，然而确凿地提出当“官为民役”，柳河东却是第一人。

　　柳宗元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在《送薛存义序》中更加以阐述。视百姓缴纳田税为雇佣官员为其主持公道，将二者比作雇佣关系，从而推出庸官、贪官皆如同受雇工人偷懒、偷盗的结论。可以说，柳宗元的政治思想里已经不将皇帝放在最高位上了，而是传承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体系。

　　国朝对于孟子的这一套理论防范之深，犹视之为洪水猛兽。太祖皇帝一度骂孟子乃无君无父之人，甚至删改《孟子》一书。然而高皇帝终究做不到满清皇帝那般干净利落，他手下的儒臣也还有着脊梁。孟子的民本思想非但没有因此而禁锢消失，反倒以闹剧丑闻为载体，流传下来。

　　大明的思想界，在经历了心学对理学的冲击之后，民本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江南地方甚至有人公然在街上议论：这世上原本就不需要皇帝和官员，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管好自己，为自己做主。

　　朱慈烺是从朝臣那里得知这些“荒诞”风气的。那些重臣会向皇帝隐瞒自己娶了小妾，会避讳自己收了多少分润，但绝不会隐瞒这些狂悖言论，只会当做谈资消遣，同时也好刺激刺激高高在上的皇帝，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照这种态势，大明就算不灭在通古斯人或是李闯手里，也会因为人民的觉醒而被摒弃。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个虚君共和，当个毫无实权的印把子。

　　朱慈烺很清楚世界文明的进步方向，并不打算逆潮流而动。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顺应历史潮流，所以才有了奋起抵御满清的信心，否则早就被压得崩溃了。在他看来，以农奴制逆袭大明的开明**，这本来就是历史的玩笑，绝不是主流。

　　思考这些大问题让朱慈烺更加疲惫，眼下需要的只是一支廉洁奉公的官吏队伍。他望向张诗奇，暂时放过了那些高大深远的课题，等着这个老书生的表态。

　　张诗奇过了一遍《送薛存义序》，隐约间觉得有些不很妥当。若说官员是老百姓雇佣的长工，那朝廷在哪儿呢？君王又放哪里？看似简单的一篇小短文，深究起来却有一道让人无法逾越的鸿沟。若是贸贸然跨过去，很可能因为步子太大扯到蛋。

　　若是不跨出这一步，必然是终老在书吏幕友的位置上。

　　“太祖高皇帝立戒石亭，勒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张诗奇不愧是积年老吏，当下扯出朱元璋这面虎旗：“正是告诫我辈，当为民仆役，不可虐民。”

　　朱慈烺对于张诗奇如此引申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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