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九年悄然而来，只是这个纪年在beijing不能大声喊出来，除非是活腻了想让清军砍头。趣~读~屋然而经过了血腥劫掠之后，beijing的老百姓们对满洲人已经深恶痛绝，再不肯用“顺治三年”的叫法，于是更为书面和正规的“丙戌年”就成了普遍说法。

　　在私底下，更有不少人以“狗年”称呼这个倒霉的年份，同时在“狗”这个字上加了重音，颇有些暗指的味道。

　　多尔衮在大年初一入宫与皇帝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旋即又去了内宫与听政太后商议国事。这种行径对于满洲人而言不算过分，但在汉人眼里却是有悖伦常。而道德具有传染xing，所以就连许多汉化程度较高的满洲人都难以接受。

　　只是眼下济尔哈朗因为天津之败和京观失察之罪抬不起头，使得多尔衮权倾朝野，没人敢于置喙。

　　其实多尔衮倒真的是去找布木布泰商议国事的。

　　而且是关乎整个满洲的命运：是否放弃beijing，退回盛京。

　　布木布泰自知没有先帝那样的雄才伟略，对多尔衮这个“聪明王”的名声也充满了怀疑，于是她想起了祖制。

　　祖制是以四大贝勒南面并座，不分高下，共同议政。后来黄台吉花了大力气，将旗权拢到自己手里，终于实现了单独南面问政，贝勒赐座，其他人侍立的规矩。即便黄台吉称帝之后，满洲的旗权和政权仍旧相互抵触，尚且不能算是完全的封建政权。

　　从黄台吉死后来看，满洲人争夺帝位的方式也是比谁的牛录更多、拳头更大，仍旧是传统部落时代的习俗。

　　此时既然没有人能够独当一面让大清统一起来，那最牢靠的办法还是请来各亲王、贝勒。以传统的方式进行“minzhu”讨论，最终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决议。

　　因为豪格被俘，所以正蓝旗归于济尔哈朗，然而正蓝旗下的牛录却被阿济格和多铎瓜分。多尔衮为了拉拢阿巴泰这个先汗庶子的支持，又将镶红旗的旗权从代善手里挖了出来，交给阿巴泰的儿子博洛。

　　如此一来。八旗议政的时候，坤宁宫太后高高在上，背后有蒙古八旗撑腰。趣/读/屋/满洲八旗这边有多尔衮、多铎的两白旗；代善的正红旗；贝勒博洛的镶红旗；济尔哈朗的两蓝旗；以及名义上是顺治皇帝亲领的两黄旗。

　　为了让决策更加正确，多尔衮又提出了让汉军旗与会，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话虽如此，汉军八旗却只有三顺王中尚且活着的智顺王尚可喜和怀顺王耿仲明能够出席。

　　洪承畴作为多尔衮仍旧看重的智囊，也参与此会，让苏克萨哈、索尼、武拜等满洲重臣颇为眼红。而且愤怒——坏了祖宗规矩。

　　洪承畴却是有苦难言，自从丢了保定之后，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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