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两位亲王就国，隆景元年上半年的内帑支出自然要大大破费一番。

　　首先得给定王成婚。

　　按照大明皇室不与勋贵之家结亲的传统，崇祯也想找两个小户人家的女儿给儿子。

　　“高皇帝当年为诸王择偶，也是从功勋之家选的啊。”朱慈烺对此并不认同。

　　成祖的皇后就是徐达的嫡长女，而且徐达的另外两个女儿也分别成了代王妃和安王妃。

　　懿文太子朱标的太子妃常氏，就是常遇春之女。

　　朱慈烺在订立国策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也不相信但凡属于某种主义，无论苗还是草都是好的。所以他更重视当今社会问题的解决，至于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自然有新的人杰出来统领、改革、变法，不可能由他一手包办。

　　但是现在大明冒出来的苗头，颇有门阀资本主义的影子。

　　旧的势家没有泥古不化，纷纷朝着工商之利奋勇前进。新式官僚也没有天下大同、为民公仆的觉悟，一样在为家族开枝散叶，成为势家而努力。

　　这种情况下，如果皇室不能跟他们站在一起，要么被他们抛弃，要么就是再来一次“宰肥羊”。显而易见，朱慈烺“烹牛宰羊且为乐”的行径会让日后势家心存谨慎，子孙要想效仿未必有那么容易。

　　而且没有国变这样的天下大事，要想将兵权从领兵势家手里夺回来也不容易。

　　所以联姻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势家借助帝室伸张气焰，帝室借势家以自我巩固，利益一体。

　　与小户人家结亲，无论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都没有丝毫的优势可言。

　　当然。这种势利的小人之言不是皇帝该说的，甚至想一想都是罪过。

　　“军中不少将校为大明出生入死，儿子不知如何犒劳封赏，所以想两家联姻，结世代之好。”朱慈烺道。

　　崇祯考虑一下，道：“祖宗以小户女尚宗室。实则是担心外戚擅权。”

　　这就是传统的负重，两汉的外戚擅权实在给后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这点上儿子倒是不担心。如今实在没有外戚擅权的土壤了。”朱慈烺笑道。

　　两汉外戚的擅权与当时的官僚制度和社会制度有关。

　　外戚一朝登天，动辄成为三公九卿乃至于宰相，于是大肆提拔门人，使得朝中尽是私人。这是官僚体制的不成熟。

　　在地方上，外戚大量吞并土地，占据人口，成为豪强，甚至有了对抗朝廷大军的底气。这是社会生产关系单一。

　　当历史车轮滚到大明这个路段。官僚制度格外发达，别说外戚，就是相权超过唐宋宰相的首辅，谁能做到满朝私门？而且日后官僚由公务员晋升，公务员出自各大学校，科举官难得实权，权责分明，脉络清晰。就连权相的土壤都被削弱了，何况外戚？

　　至于占据社会经济影响力。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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